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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温斯顿·丘吉尔　　我们不是一直讲实事求是吗？可是，每每遇到具体的事情，往往就不能实事求是了。咱们对栗致炟的问题，就不够冷静，不够成熟，这是没有实事求是的缘故。栗致炟首先是一个人，一个公民，既然是这样，一个普通人可能犯的罪行，他也可能会犯的。如果有这样的认识，就不会对栗致炟的犯罪大惊小怪，指东道西。一个市长首先是一个人，一个公民，然后才是市长。即使有个把市长犯罪了，烂掉了，又怎么样？他不会影响大局，地球还要照样地转下去的。有了这种平静的心态，我们就能客观地、冷静地，又公正地切入对栗致炟问题的思索与剖析，栗致炟的犯罪才能引起真正的关注。其实，栗致炟的罪过是滋生于如今大环境的土壤里的，它不是孤立和偶然的，这一点，可以由起初大家议论的那种凶杀火拼的现象去证明。犯罪的过程与结果大同小异，只是身份不同而已。如今的大环境中出现两种以往从来没有出现的现象，一种是大伙都在拼命地挣钱、赚钱、弄钱、捞钱，以期得到更多的钱。无论是靠正当的方法，还是用非正当的手段，目的都是把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里。另一种现象是大伙都在拼命地争官、做官、升官，以抓权、揽权、掌权、用权，进而还想得到更大的权力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回事？栗致炟在这种大背景下，把权力看得至高无上，把做官当作唯一的生路，只要有碍仕途升迁的事，不，应当说，只要他认为的可能有损自己官运官命的事情，他一概不做。即使做过的事，对外界是一概封锁，当做绝对的秘密。本来，他与妻子的感情已从淡薄走向冷淡。这一点，我个人以为，这不是栗致炟一个人的责任。他成婚的时代，知识分子的臭名尚未脱掉，尽管他是留美博士，在那时候，臭知识分子的余毒根本没有肃清，他的婚姻是在父母反复的催促下仓促完成的。当然情况也有不同，有那桃花运好的，或者叫婚运好的知识分子，无论在什么时代，也有遇上知音成为白头偕老的美满姻缘。这种事，不要争论，更不要找个例否定另一个个例。我还想说，即使那个时候的成双成对的凑合婚姻，其中也有不少是先有婚姻后培养爱情的，从而圆满地走至今天。其实，真正的婚姻之中有坚实爱情基础的家庭并不多见，大多是居家过日子的普通人家，这就是现实。可是，咱们的栗致炟有了这种艳遇，或者叫桃花运，他真正地喜欢上了另一个女人，那女人也真正爱上了他。这是一种事实，这种事实并不多见，因为这个女人喜欢的并非栗致炟的职位权力，我认为他们的相互钟爱，确实是相互爱慕的结果。栗致炟为了做官，做更大的官，就千方百计地掩藏这个事实，包括对他最信任的领导和同仁。他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喜欢这个女人，直到他的妻子发现了另一个女人闯进了她的生活，栗致炟还是死不承认。特别是对外界，他对情人的事实，对自家院内起火的事实，一概守口如瓶，拒不认账。当后院的火实在扑不灭时，他曾求别人帮忙救火，却不向人家道出实情。就像病人找医生治病，只要大夫开治病处方，却不跟大夫说出真正病情。即使再高明的大夫，也难将药物下准下够。倘若栗致炟能爽朗一些，诚实一些，能诚恳地对待自己求助的帮忙人，把自己与妻子的感情问题道个清楚，把自己心中已有另外女人的事讲出来，这样，帮忙的人就能对症下药，在劝和无效时，就会竭力劝其二人离异。人大多是通情达理的，有那咬住死理走到黑的人，多是缺少劝解和劝解不力，使其钻进了牛角尖回不过头来，最后一头撞到南墙上。当然，栗致炟不讲实话，也不提出离婚，还是担心仕途受到影响，其实他的内心是想与妻子离异的。当今似乎有个不成文的观念，凡婚姻发生变故的干部，大多就很难被重用和提拔，还可能在社会上留下诸多闲言碎语。尽管这种观念没有写入红头文件，它却真实地埋进了人的心里，特别是执行政策的人的心里。再说栗致炟，他的观念也发生了问题，把做官当成唯一的追求，把升官当做唯一成功的标志，这又是一个误区。许多年来，人们生吞活剥地搬用并接受着一种观念，即做了官有了权就有了一切，丢了官没了权就失去一切。其实，生活并非这样绝对，也根本不是这回事。因为如今不是战争年代你死我活的拼杀时期。就拿栗致炟说，他若不当市长，难道就失去一切了吗？他还有他的专业，他的博士学位，他完全能在专业技术领域里做出非凡的成就，赢得另一种甚至比做官更大的更持久的乐趣。还有，他有爱情，有自己的爱好，有可爱的女儿，有各种各样的愉悦，难道这不是美好的生活吗？最近有社会学家对当下国人的快乐指数做了一番认真的调研，尽管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，人均收入随之翻番增加，可是，人们的快乐指数却没有上升，反而向下滑落。不仅在全世界的以区域和文化分类的排次中位置靠后，即使拿自己的不同时期相比，人们也发现一种现象，拼命挣钱拼命争官并不一定获得快乐，这样给自己无止境地施压，快节奏满负荷地为钱和权拼搏，带来的是压抑和沉重，这种生活并不幸福，当然也不快乐……[ag环亚娱乐官网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