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祈黛眉蹙了起来，“生死台？”

　　罗虹没有与她认定的第三者和平共处，在经过短暂的休战和思考之后，她开始对陆雯展开另一种袭击的形式，也许是在弟弟罗亮的劝告下，她也觉得那种用硫酸毁容的做法太惨烈，弄不好自己先遭报应、受惩罚；也许是栗致炟的旁敲侧击起了警示和提醒作用，那种粗野的武打手段是犯法行为，这回她改武攻为文攻了。她攻击的目标是陆雯一人，她想，只要把陆雯这女人整治臭了，将她的精神弄垮了，她还能再勾引男人吗？她只是想打击陆雯，而不触及自己的丈夫。作为第三者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勾引有妇之夫，这是社会上人人唾弃又人人叫骂的不轨行为。她先去找律师，叫律师为她写状纸，帮她打官司，律师听了她的陈述，告诉她，仅她掌握的这些材料，还不好告这女人，因为她陈述的内容中没有犯法的事实和证据，充其量只是道德范畴里面的问题，就是这种问题，罗虹也拿不出证据。她说那女人与她男人勾勾搭搭，有两性关系，证据呢？就是拿出这种证据，也告不出啥名堂。律师告诉她，那女人与她的丈夫有没有登记过结婚，如果有，就可告她重婚罪，罗虹说没有。律师又问她，他们两个有没有同居在一起，罗虹说，也没有，只是隔三差五的，他们会鬼混到一块儿。实际上，就罗虹说的这鬼混到一块儿的事，她也没有证据，这种事也不好弄到证据，就是弄到证据，又能怎样？最后律师好心地劝她，这种事就别乱跑法院打官司了，没法打，打也打不出个名堂，人家法院恐怕压根儿就不受理这种捕风捉影的事。当然，罗虹并没有告诉律师她的丈夫是干什么的，姓啥名谁，她也没有告诉律师自己的身份，她只是一心地想告那一个人，破坏她家庭幸福的那个女人。她琢磨琢磨律师的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就放弃告状打官司的念头，转而去找报社和杂志社了。她想叫记者或是作家写写那个第三者，她还说，她愿意为这事出钱，只要能照着她的意思写，再把文章登在报纸和杂志上，她愿意出大价钱，她有钱。话说到这份儿上，那些报社和杂志社还是拒绝了她的要求，理由是这种事涉及个人隐私，弄不好当事人会将媒体告上法庭的，还是不做为好，若一定要做，还要弄出个雄雌，还得走法律程序。说话的人并不知道为这事她先去咨询过律师的。终于，在她找的许多报社、杂志社中，有一家杂志社答应考虑考虑这事，并与她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。罗虹明白，这种杂志社是冲着她愿意出钱来的，只要钱出得到位了，他们自然会写的。不日之后，杂志社的人找到了罗虹，他递给罗虹一张名片，名片上写的是“自由撰稿人文章”，当然还有联系电话和电子信箱，名片的背面是业务范围，其中有代写上访信函、诉讼状纸、人物传记、纪实文学、遵命文字、隐私秘密。罗虹看了这张名片，大开了眼界，先前她哪里知道如今有专门干这种事的。她问这个叫文章的人，是不是那家杂志社的人，名片上写的是撰稿人还扣上自由这顶帽子，她有点疑惑，这种自由人就不在政府人的册子，能办成事？那人告诉她，那家杂志社实际没几个人，哪里有能力有精力去写文章，大多的文章都是靠他这样的人弄出来的，他与杂志社是有合约的。说到这里，这人还从他的背包里取出几本杂志，翻动一番，指着里面的某些文章对罗虹说，这些都是他写的。罗虹一看，真是的，有那文章标题下边就缀着文章的大名。罗虹方才对这人有了信任，就把自己想要做的文章告诉了文章，文章听后，对罗虹讲，你说的事太普遍了，太多了，只是这样地泛泛地说不行，你得讲点出彩的玩意儿，就是那叫人读了、看了能激发出兴趣，令人兴奋的。俗语讲，捉贼见赃、捉奸见双，就是这回事，你得把这一类的真玩意儿弄到手，才好写文章，要不然，那文章弄出来，干干巴巴的，也没人看，杂志社也不愿意刊登，除非你花大价钱，不过，那样写出来登出来，也不会有啥效果，你的目的也不一定能达到的。是啊！罗虹只是一心想把那第三者的名声搞臭，想通过这种媒体把那女人的丑事张扬出去，要是文章弄出去了没人去读去看，当然不中。可是，面前这人提的要求，自己还真达不到，别说捉奸见双，就是他们接吻拥抱、并肩散步、用餐品酒的情节自己也没有掌握呀，一切都是臆断，都是推想。不过，罗虹以为，她的臆断和推想绝对真实。在自由撰稿人提出这些要求时，她有点不知所措了，场面一时冷寂下来，稍停片刻，那人打破这种僵持的场面，若有所思地说：